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乌克兰在日本

塔玛拉·杰尔马诺维奇，作家，也是庞佩乌·法布拉大学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宇宙》。

在一些国家，比如日本，一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可能卖出一百万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最畅销的作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8月底在名古屋大学举办的第18届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IDS）研讨会上，有人引用了这些数据。在冷战时期，IDS也曾试图发挥某种调解作用，因为其多数会员都是美国和俄罗斯学者。“众多俄罗斯同行致力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而也应该很好地了解何谓人类的苦难，然而没有人谴责俄罗斯入侵我们的国家，也没有人表达同情。”一位乌克兰同事如是写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国家的IDS会员没有人参加在日本的会议。

大约十名俄罗斯同行参加了会议，这是通常的三分之一。从俄罗斯来的人不敢谈论战争。只是偶尔冒出些中性的术语：“困难时刻”、“艰难时期”、“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万分痛心地关注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其他IDS会员无法知道他们的想法。无论是关于战争，还是关于乌克兰同行的缺席。但可以看出，他们在道德上，甚至在生理上都被击垮了。有些在斯大林死前就出生的人想必曾以为，那个让人恐惧自己的肉体、精神和道德能否保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恐惧使人虚弱和沉沦；强迫的沉默也会让心灵瓦解。

所以在五天的学术活动和其他更轻松的附加项目中，没有人公开谈论战争。有些人是因为不能，其他人则是因为突然成了他们沉默的帮凶，无论当我们从五大洲前来时，带着多么充分的论据，希望听到各位俄罗斯同行的想法。我们完全了解，当历史重演，这个斯拉夫国家再次被一位暴君统治时，会导致什么情况。“你们工作，然后你们能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和自己人生的前景，不像我们。”几周前一位俄罗斯朋友在写信告知我他的新书时这样写道。他在自己开始从事的职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为他被禁止继续自己在社会史领域的研究——由于政治原因。

在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没有必要解释独裁统治[略]对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即使是最反叛、最抗拒的人也会放弃。他们被冷漠情绪包围，又觉得自己既不能掌控，也不能影响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或俄罗斯的政治。

“我们的当局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在名古屋的会议上，一位俄罗斯同行多次向我强调。事实上，我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他说这话时像是在宣泄情感。继续朝这个方向对话会过于残忍。反对战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若还留在俄罗斯，或还想回那里，就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不理解这一点是虚伪的。

我的原籍国南斯拉夫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我可以从自己在巴塞罗那的流亡地大声谴责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那个充斥坏政客的时代里，要为90年代西巴尔干冲突负最大责任的当仁不让依然是他。但我不能期待自己留在国内的朋友和同行也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由。当然，既然提到了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必须说一句，米洛舍维奇与那个人相比实在只是小菜一碟。

关于这场不仅震撼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影响了全世界的战争，我原本希望在名古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议日里听到并理解更多。但情况并非如此。一种奇怪的沉默笼罩着所有人，不仅是俄罗斯人。一种只会偶尔被打破的喑哑。“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的侵略和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错误。”IDS的新任主席，意大利人斯特凡诺·阿洛埃如是说。他提醒人们这样的一个学术团体可以有和解的使命。

有时候，俄罗斯学者间确实会因为学术问题而彼此争论。一位同行在展示圣彼得堡的科学院文学所几十年来的出色工作时论争道：“为方便研究者的工作，我们在转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时，把他的19世纪文字转写成现代俄语文字。” 那些在俄罗斯其他学术中心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则高呼：“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文字。”他们的言辞中多有对彼此的冒犯。

这种场面对俄罗斯学术精英而言可谓司空见惯，但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连科学家都不承认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可以有不止一种看法的国家，怎么能期待什么政治多元？

最后一天，日本著名作家中村文则被请来参加闭幕，他回荡的声音如同一次意料之外的解围：“面对乌克兰的可怕战争，我经常在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活着，他今天会怎么想，怎么说？首先，我认为他会明白，这两个民族有着一样的斯拉夫族裔，和几乎一样的正教信仰，他们之间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挽救那些随时可能死去的人。他肯定会呼吁停火并开始谈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类的普世兄弟情谊，他的人道主义始终是现实的。”

注：原文为西班牙语，由ChatGPT 4西译汉，并根据DeepL的西译英文本校对。

原文：

https://elpais.com/opinion/2023-09-04/dostoievski-y-ucrania-en-japon.html